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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约有位露宿者。我在奥森附近见过的，只占这个群体的约1%。我很难概括他们是谁。他们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人。 01 寻找露宿者 八月初的一个选题会上，同事们提供了条线索，说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周边疑似出现了一群露宿者，每天拖着拉杆箱在那儿过夜。 当时我们的第一反应：这是一群中产？刚回国不久的我被派去探访。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95后，在我看来，“奥森”一直是个浓缩了北京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地标。白领下班后穿着耐克和亚瑟士跑鞋在公园塑胶跑道上锻炼，周末湖面上总飘着皮划艇和桨板。如果奥森周边涌现一批露宿者——我们猜想，那也得是消费降了级的落魄中产，拉着行李箱，没准还扎着帐篷。 第二天晚上快十点，我来到北京北四环外的奥森南门，开始寻找露宿者。奥林匹克塔形如五颗长钉，高高矗立在紧闭的南大门外，塔身不断变换着光彩。在它脚下不远，中轴线步行广场的灯光开始暗下来。喧嚷的KTV露天音响、滑板和跑鞋逐渐退场。路边还剩一两个人继续开着美颜灯麦霸着，蟋蟀吱吱的鸣叫变得清晰。 我在这个南门闹市转悠了快两个小时，除了被蚊子咬了10个包，一无所获。走累了，我刷开一辆共享单车，扩大范围继续搜索。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顶帐篷，或是哪怕一个拖着行李箱的躺卧者。只有一个小贩，有点佝偻，背着个双肩背凑近我问：诶哥，冰墩墩要不要？ 马上凌晨十二点，我有点绝望了。广场几乎一片漆黑了。野猫从树丛跳到路中间。一只小狐狸从我眼前跑过，嘴里叼着塑料杯。我放弃了，骑上车，绑上头灯，决定打道回府。 刚骑没多远，我扭头发现，在广场南端临街的长凳上，有一个蜷缩着的黑影。往北几百米一个相同的凳子上，一辆全新的电动车旁，又一个人闭眼平躺。再顺着光亮走到通往商场的地下通道——再一个人躺在过道里。出了地道再往北，广场西北角的一个长椅上，又出现一个壮汉枕着胳膊侧卧，身边破旧的电动车挂着四个载物袋，车尾还驮着个美团保温箱。 转了一圈下来，我发现了7个露宿者，分散着睡在7个角落。他们的身边只有脏兮兮的被单和大包小包的布袋。他们不像中产，更像露宿街头有一阵了的流浪汉。当立交桥和大马路变得空落，在以奥森南门为中心、半径1.5公里左右的“环奥森露宿带”，这些人彻夜陪着鸟巢、水立方和购物中心，过着一种我难以想象的生活。 02 流浪汉之初体验 今年7月回京前，我在纽约和美国西部做了四年记者，曾跟着美国当地的公益组织走访过露宿者——描述这类人的英文是homeless或houseless，翻译过来是无家可归或没有房子的人。这个词在英文世界里是相对中性的。书籍和纪录片中的houseless往往活得潇洒，像那些住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“嬉皮士”攀岩者，还有一些无法退休的老人，他们对着视频攻略将老车改成房车，为了在全美打临工，穿越高山和平原。我甚至有些佩服他们的创意和自在。 在国内，我还没跟流浪汉说过一句话。编辑建议我，跟他们打交道时可以试着带包烟，带点水和吃的，有机会可以请他们吃顿饭聊聊。 两天后，我装上了饼干和驱蚊液，找出了一条裤子——一条穿着攀过岩、沾满镁粉、白一块黑一块的运动裤。一路上，我琢磨着露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是蚊子和高温。 在广场周围的初步探索并不顺利。商场地铁口边趴着的的西裤男没等我打完招呼，就亮出了低沉的嗓音，说他自己“喝了酒”，“你又不是个女的，这时候来找我干嘛？”躺在树丛边长椅上的瘦小伙，在我自报家门后，执意要看我身份证。把证丢回后，他边喷吐沫星，边说我长得丑，而且身上还有奇怪的风油精味。 回到广场西北角，我远远看到两天前那个守着旧电驴的壮汉。他光头，半躺着倚在长椅一侧刷手机。他一身美团T恤，看样子是个送餐员。见我走来，壮汉挺直了腰杆，把手机锁屏扣在腿上。 我按设想聊起蚊子。“这有蚊子吗？”他反问。那在四五十年来最热的夏天露宿还好吗？他呵呵一笑：“昨晚上差点冻着了呢。”我陷入沉默。 “你干嘛来的？”他小声问了句。确认我不是赶他的保安，他靠回了椅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则上，在广场“躺宿睡觉”是不被允许的。他跟我的话开始多了起来，他说他叫苏洪。 苏洪来到奥森露宿纯属偶然。他回忆说，六月末的一天，他骑车巡街，一抬头有个像钉子的塔“挺好看，也不知道干啥的”，底下不远处就是个长椅，椅面宽敞，周围也没有别人。那时他身无分文，就决定在椅子上睡一夜。那也是他露宿奥森一带的开始。 苏洪说话很温和，慢条斯理。我经常听着听着就走神了。还不到十一点，广场上还没消停，有个KTV男嗓在唱张惠妹的《趁早》，每到副歌那句“我可以永远在扮演你的配角”时就差出半个音阶。露天音响还放送着《北国之春》和《爱拼才会赢》这些上个世纪的慢节奏励志曲，配合苏洪的嘴一开一合。 苏洪说，他确实是个美团骑手。以前家在沈阳郊区。从干了20年的鞋厂下岗后，他在沈阳送了五年外卖，听说北京送外卖单价高，能挣沈阳的两倍，就坐了10小时的火车来京。结果刚下火车就被要求自费隔离14天，积蓄很快花光了，他一边露宿街头一边打工。 “送外卖块钱一个月能有吧，怎么不自己找个地方呢？” “唉，我跑不了那么多单，”他拍了拍自己的右腿，“我坐着你看不出来……我脑出血过，腿瘸。” 我瞄了一眼他的腿——耷拉着放在长椅上，双脚在地上自然交叉，似乎并没有任何异样。他说在年5月那个“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候”，有天快中午，他突然昏迷过去，在ICU醒来后发觉右腿站不住了，康复后走起路来会打拐。近五年，他一直送外卖补贴家用。他觉得，也是生病后的知觉下降让他对蚊虫叮咬没什么感觉了。 我皱着眉，想鼓励他，却一时词穷。对话逐渐变成独白。苏洪抬头望着长椅上的雨棚，“你说，人家不一定爱听。或者人家听，就听听，然后听也挺烦的。” 我忙说不烦不烦。看他瞅了眼手机，我问起他常用的社交媒体，试着寻找共同话题。相比“文明了点”的抖音，他更爱用快手，因为“更随意”。在快手上，他叫“开心瘸子”，发过不少自拍的吃饭休息和外卖故事。 相比自媒体，苏洪更愿提些旧事。说他尽管腿脚不利索，还在老家荣膺过站点当月“单王”，一天工作18个小时能送多单。说罢得意得嘿嘿笑了两声。 “那你再回去会不会好些？”我好像终于接住了他的话茬。“回啥家啊，得挣钱啊，”他苦笑。我们还是话不投机。告别前，我们加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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